在 Google 等互联网公司,如果是面向 C 端的一个项目,都会有专门负责 UX 的设计师,如果是大项目就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,如果是小团队可能就从其他团队借人。由于软件工程师距离用户是最远的,所以他们很难有效地达到用户需求,而设计师能接触到所有的用户,于是起到连接真实需求和技术团队的重要作用。

避免陷入「满足了用户需求用户就会购买」的误区,在很多情况下,产品售出的客户不是最终用户,而是采购者。这种情况下产品的适用性几乎不构成购买决策的要素,其重要性远远低于价格和功能。为了首先将产品卖出去,协调好采购者的需要和最终用户的需要同等重要。

为了顺应市场竞争需要而不断堆积功能的问题在 1976 年就被发现并被称作 feature creep,这是功能主义的主要症状。对于做产品的团队而言,增加新的功能远比只保留核心功能来的要简单,如何避免这一症状呢?「不要盲......

有朋友在社交媒体上打趣地回复我说「设计🐶的桌面一定是混乱不堪的」,有趣的是,在我有限印象中对 designer 的概念和她刚好相反。不过我这些印象好像主要来自网络上设计师自己的图片或视频,所以应该是存在幸存者偏差的。那么,到底是凌乱铺满作图工具的桌面更 designer,还是简洁有序的桌面更 designer 呢?

战后的意大利设计呈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态势:一方面右翼力量推动「新理性主义」的现代风格,另一方面左翼则将前者冠上法西斯主义的名头,转而发展装饰主义。这样,关于理性 v.s. 装饰的讨论,在其他国家只是一般的设计界学术讨论,在意大利却是一个严肃的意识形态问题。为了推动战后的复兴重建,使用标准化部件和进行大批量生产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,以免被贴上「法西斯设计」的标签。

在书上看到这个设计案例,第一反应是,就这也能拿红点设计奖?然后又 Go......

因为对 IDEO 这家公司的兴趣,了解了一下他们为手机厂商 vivo 做的项目,这个项目包括从传统手机厂商到符合年轻人潮流的品牌转型,和深圳的 vivo lab 概念店。首先,vivo 能够找到 IDEO,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件挺好的事,说明他们对设计是有所重视了,我想这是以前所没有的。但是,这样的品牌转型能否成功,即使是 IDEO,我也非常持怀疑态度。至于深圳概念店,看完宣传片后我也并没有印象深刻的耳目一新的点——作为体验设计推出的一系列公益课程或许不错,但所谓的光影秀不就是邀请一些网红去拍照发社交网络吗?这就是所谓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了?在我看来实在难以算是什么高明的品牌策略。是的,年轻人爱追求酷的东西,但是这个体验店并不让我觉得酷(建筑外形就有点丑),反而有很浓厚的营销味道。

Sketch 的发展进入了瓶颈期,现在有很多小的团队都转到了 Figma,这跟 Sketch ......

Rams

《迟早更新》是一档我非常喜欢的播客,话题内容包含科技、文化、设计等,但我记不得上一次这档播客讨论设计是什么时候了。在第 108 期的更新中,听听作为「门外汉」的任宁聊关于 Dieter Rams 的纪录片和他对设计的思考。

在纪录片《Rams》中的一段对话:

我想问一下,你会给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学生提出哪些建议?

「当你穿过城市和房间时,请睁大眼睛。」

Rams 在纪录片当中对澳大利亚设计师 Marc Newson 的成名作 Lockheed Lounge 直率地表示不欣赏。有趣的是,前者是对 Jonny Ive 影响最大的设计师之一,而后者是 Ive 的亲密好友和同事。

Rams 对技术不感兴趣,他的生活没有受到高速技术更迭的影响太多,他甚至都没有自己的电脑。同时他一直在使用自己在 60 年代设计的产品。......

由朋友 W 不喜欢听播客这件事起,两个人聊到了思维方式的差异。

我和 W 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,我是倾听者,W 是怀疑者。接受一个新的观点时,在我对讲述者的靠谱程度有一个预判时,我倾向于顺着讲述者的思路去理解,再结合自己思考做联系和印证,而且我会发展出一套预估人的靠谱程度的模式;而 W 有很强的排他性,会在自己的已有经验和认知模式下接收信息,并在察觉到脱离预期的合理性时马上警惕过来。

于是,虽然我和 W 在许多事情上能达成一致,但我作为一个重度的播客爱好者,W 却会说他们「没有意思」(不过我仍然要强烈反对他的粗暴观点,因为我恰恰认为这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做着很有意思的事情)。

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对播客的态度,还有看电影的过程。在看电影时,我把节奏的把控和流畅的情境视为电影表达的一部分,所以即使中途存在疑惑我也会先把影片完整地看完;W 看电影却是保持了相当的理性......

和许多人一样,从尝试写点自己的东西开始,我就建起了一堵社交的隔离之墙,机械地把处于同一实体空间的人隔断在外,最初只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,而数年过去,这种心态已消散毕尽,我的思维和性格也有了较大的变化,于是重新思考这种隔断的必要性。

这种机械似乎显得不大理性,比如说对于第一二空间之外的人,我的标准就放的比较低,但反过来,即使是我每天打交道接触最多的室友,我都不见得就放弃掉防卫心态。而一旦摆脱了这种距离的束缚(毕业或者转校),我立马就变得无所顾忌了。

但就在我斟酌拆墙之际,各种顾虑又接连涌现:就算我能接受某些人因认知偏差或价值冲突引起的麻烦的潜在可能,对于关系亲近的人,我这么做就意味着同时也要把我刻薄的一面展现出来(对家人转发的信息垃圾的抵触、对表面亲近朋友的内心疏远……)

说到底,这些包袱的根源,是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要交往的人。

最后,我决定保留......